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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tw.news.appledaily.com/headline/daily/20181020/38157340/

換個市長,真能換到經濟繁榮? 2018/10/20

近來市長選舉熱鬧非凡,人人摩拳擦掌,尤其是高雄市。長期的南北失衡重北輕南,南部菁英多被迫北漂,加上幾十年的藍綠惡鬥,使得這好不容易曾在20年前政權轉移之後稍微有起色的城市,又陷入原地踏步。然而,換個市長,真能換到貧苦市民渴望的經濟繁榮嗎?地方政府如有發財之道,又何苦舉債累累?
台灣地方政府的財政困境,並非今日才有。跨國界的全球經濟轉型之後,地方,也從過去民族國家經濟體的後方轉為前線。但是,台灣因為地方城市的民主化來得比較晚(1994年才開始直轄市長普選),而建國計劃卻一直未完成,導致這個因應全球經濟變遷而早該大力改革的地方治理系統,躊躇不前,一直沿用舊機器來面對新時代。別提經濟繁榮了,這個舊機器連自己的財務都一直無法自主,在中央集權式的治理系統中被迫長期依賴中央政府的統籌分配款以及販賣公有地來維持財政平衡。

問題在於制度改革

加上,在捷運意識形態的主導下,許多地方城市早就為了爭取建設捷運系統而債台高築。六都的升級設計原意是為了讓都會型城市鬆綁為「發展引擎」,然而,缺乏制度性的改革和支持卻使他們變成只會花大錢的啃老族。筆者並非故意潑冷水,而是在這種舊機器的運作下,地方城市如何可能爭取經濟繁榮與盛景?
事實上,由美國主導的當今全球化經濟,早就在美洲大陸上發生地方政府舊機器適應不良而產生的財政危機。南加州橘郡因配合全球化擴張市政建設而執行大規模赤字預算,直到1992年突然發生大地震的天災而破產,連公務員薪水都無法給付。又如,為美國爭取大量GDP成長的夢工廠好萊塢市,因長期繳納高額稅金卻承受破敗的市政建設,因而市民發起城市獨立運動抗議。這些經濟轉型帶來的衝突事件都逼迫加州政府必須進行市政治理改革,包括:稅制比例的調整,鬆綁地方財政發展限制,爭取外籍人才停駐的法規鬆綁,允許地方開放大規模發展案等,這也才使得後來的Amazon在西雅圖市的高科技城市投資成行。
甚至,就連本來嚴格執行黨政一條鞭的中國,在經改後的90年代都做了大幅度的地方制度改革。最著名的就是「放權讓利」政策,為了因應全球資金在中國經改城市著床,中央很彈性地鬆綁和下放經濟發展權給地方政府,允許他們擁有批地、租地、管理大塊發展區的權限,並可直接承受外資的大型開發案投資與商業談判權。深圳與上海等城市初期的市政建設和後來的富有,都是因為這個發展權的下放才成功,富有和繁榮到甚至改變了中共政黨政治接班的規則,使得胡溫體制之後國家領導人從此都從成功的地方治理人物中出線。
市民瘋狂渴望經濟繁榮,可理解為對台灣20年發展停滯的深層抗議。然而,除了沉溺在英雄主義的選舉人物廣告之外,恐怕真正的問題仍在於可長可久的中央地方制度改革。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城市規劃系博士候選人  孫瑞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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