蘋中信：五月天與台灣的二十年（詹偉雄）
2017年04月07日
五月天成軍20周年，樂團成員選擇回到當年初登台表演的大安森林公園舉行免費演唱會。現場，3萬5千觀眾漏夜排隊，YouTube與新浪微博的視頻直播席捲兩岸四地，大陸同時在線最高收視人數達529萬，據說是新紀錄。
有趣的是，在我的「同溫層」臉書世界，卻顯示出兩極反應(顯然吾友未必同溫)：有一批我的臉友，以能親臨現場為榮，跟著團員們載歌載舞，一齊淚灑舞台；另一批臉友們，雖沒有放大聲音直接批評，但冷嘲熱諷有之，顯然，他們認為：五月天的創作成就和其群眾基礎間，存在著某種不對稱的荒謬。
共享掙扎甜美歲月
身為曾經「中年五粉」的一員，我能同時理解這兩種情懷，也覺得五月天所引發的社會情感，能幫助我們更動態性地理解「流行文化」(popular culture)，明白它內在風起雲湧的時代特質。
英國社會在上個世紀60年代，誕生過一場關於「文化」的大論戰，這場論戰中，「流行文化」這個概念脫穎而出，與另外兩種文化——「常民文化」(common culture)與「高級文化」(high culture)對立衝撞，架構起意義豐富的現代世界。
文化學者Roger Scruton分析：任何社會都有「常民文化」，它是凝結該社會的基礎，是人們共同認可的價值與信仰，但它的歷史長過現在社會每一個人，人們難以撼動它。工業革命後，有閒階級創生「高級文化」，它是一種專家們於漫長時空淬煉中所形成的技藝與創意，是「歷來人們說過與想過的最好事物」，它常常在某個時局引領社會躍進，但大部分時間卻與大眾生活完全脫節。「常民文化」和「高級文化」都很靜態，但二次戰後，大眾傳媒崛起，新興媒體英雄很容易以其嶄新敘事修辭與切合時代的美學技法，吸引新社會成員風起雲湧認同，這種「流行文化」往往左打「常民」右擊「高級」，創造出「在他們海洋中之我們的島嶼」(an island of ‘we’ in the ocean of ‘they’)的區別意識，眾所周知，披頭四就是這個時代的代表產物。
從這個角度看，某些朋友批評五月天的歌曲無法創出新意，那是他們站在「高級文化」的角度，期待任何搖滾樂團都應該以類似英國樂團電台司令(Radiohead)那般，每一張專輯都是以摧毀上一張專輯的原創意念來創作。而不少朋友覺得與五月天一起成長二十年，共享生命中最掙扎與最甜美的成長歲月，深刻體會詞曲說中了他們內心事，兩者，都是可理解的。
不世出社會學樂團
現代工商社會的唯利是圖、急功近利，為每個少男少女的成長青春投下刀割般的傷害，並不是新鮮體驗，歐洲十九世紀社會創造出的「浪漫英雄」(romantic hero)，對應的就是這樣的社會主角，他們懷抱純真意念，與社會搏鬥而遍體鱗傷，但卻仍能在某些戰役中擁有光榮凱歌。五月天二十年前登台時，正是台灣網路世代進入大學，拼搏社會的開始，相較上一代任勞任怨接納社會的所有安排，這一代對陣的是後王永慶年代的泥沼式經濟，他們當然受盡世事拖磨，但也有自我實現的舔血肯證，許多五月天的歌，都銘刻著這樣特殊的時代印記。
2008年，五月天的《我心中尚未崩壞的地方》其中有段是這麼寫著：「每個孤單天亮，我都一個人唱，默默的讓這旋律，和我心交響。就算會有一天，沒人與我合唱，至少在我的心中，還有個尚未崩壞的地方」——五月天未必是個創意十足的搖滾樂團，但它絕對是一個不世出的社會學樂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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