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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07月06日

勞動部擬提高基本工資從每小時120元到126元，工商團體立刻抗 議並威脅出走；環保團體抗議政府擬恢復核1號機發電，威脅出走之聲再起；華航與工會達成協議，工商團體也要出走；勞動部提出修改《勞基法》以達到周休2日 時，7大工商團體不僅威脅出走，更宣布終止與政府及勞方所有協商。企業出走究竟是真是假？政府與社會應該如何看待企業出走？

台灣企業出走的威嚇力顯著乃是因為外國企業不投資台灣久矣，在聯合國甫公布的《2016世界投資報告》中，台灣的外人直接投資不僅再度吊車尾，也被高速成長的亞洲國家拉開差距，僅及越南的1/5、新加坡的1/25，不僅經濟成長與就業低迷，也缺乏新技術的引進與擴散。
與日漸下降的外人投資相對的，是台灣對外投資屢創新高，在亞洲開發中國家高居第5，也就是能夠出走的企業早已走出去，問題不在出走，而是走去哪 裡，台灣對外投資雖高，但是過分集中在中國，其餘無論是東南亞、印度，或是北美、歐洲都少得可憐，前者不利於新政府的南向政策，後者也看不出提升技術與開 拓品牌市場的雄心。

跟上國際建立品牌

3 種不同類別的企業出走應該分別看待。以台灣內需為主的企業，出走並非可信的威脅，而僅是不滿的表示。內需為主的企業多已經建立專屬於台灣市場的投資，無法 說走就走；當中許多更屬於管制特許的產業，商人仰賴裙帶關係建立特殊利益團體，離開台灣相當於放棄長久建立特權的投資，也無處可去。印尼蘇哈托總統在位 時，蘇哈托關係企業向來依賴國內資金與市場，但是蘇哈托下台後，這些企業紛紛參與國際金融市場與增加對外貿易及投資，裙帶資本主義關係的崩解反而成為企業 出走國際的誘因。
其次是逐成本而居的邊際企業，比較本地與外國政府吸引外資的優惠而決定投資國，因此對勞工成本錙銖必較，不過通常這類企業缺乏核心能力與國際化策略，僅能不斷地找尋更低成本的國家以延緩淘汰的時間。
至 於真正國際化的企業，因為追求規模經濟、先進技術、通路乃至自有品牌，早已經走出去，國內多放幾天假或是提高幾百元基本工資對決策的影響甚微，反而是穩定 的供電更為關鍵。或許與出走的擔憂相反，我們應該鼓勵這些企業加快出走國際的腳步，當台灣從政府政策到企業資源僵固於代工模式，企業到海外購併技術、通路 與品牌，反而有助於台灣轉型，鴻海購併夏普就是一例。問題不在出走，而是台灣能否作為企業全球戰略布局的基地，去結合先進國家的技術與開發中國家的資源與 市場，建立自己的品牌。

出走不該淪口頭禪

企 業出走是一門學問，儘管喊了幾十年，台灣企業除了極少數在中國外，罕有真正能在海外建立國際企業者。海外建立政商關係不易，台塑在台灣可以免於污染罰款， 但是在越南的河靜鋼廠卻必須乖乖付出160億元台幣的賠償，因此台灣天之驕子的7大工商團體威脅出走與終止協商，毋寧更像是對新政府作態而已。台灣並非沒 有在海外成功者，如導演丁善璽之弟丁善理素有越南王之稱，憑一己之力開發國際聞名的胡志明市第七郡與建立越南排名第一的丁善理中學，可惜無以為繼。出走實 在不該淪為企業的口頭禪，要如何出走，才是值得深思的題目。

加拿大約克大學教授